崇祯末年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大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李渔心灰意冷，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入金华，八咏楼遭灾，楼中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军攻占金华，大肆屠杀。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下李村居住，并改名“谪凡”。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顺治八年（1651年），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开始“卖赋以糊其口”，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清顺治十年（1653年）李渔重返阔别二十年之久的出生之地如皋，并在如皋、通州一带以诗文会友，历时九个月，写下了忆先大兄的诗文（李渔的嫡兄李茂的坟墓在如皋）。

在杭州期间，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康熙元年（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清康熙元年（1662年）前后，李渔离开杭州，来到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暂居金陵闸，后来在孝侯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婉拒。

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在与李渔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八百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互赠诗词。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禛、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李渔居金陵期间，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六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李渔回到兰溪故里，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六十七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

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年）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李渔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李渔在戏曲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清代的李渔绝对应该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创作不少深受观众欢迎的剧作之外，李渔还有足以名垂青史的理论巨著《闲情偶寄》。虽然《闲情偶寄》中的很多理论主张并非是他的首创，但能如此系统地将此前各种零散观点归结成前无古人的鸿篇巨制，说明李渔的确可以被称为”理论的巨人“。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除了一些零碎的曲话，李渔的戏曲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闲情偶寄》中。

康熙十年（1671年），《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

《闲情偶寄》的《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前两部《词曲部》和《演习部》是李渔的戏曲思想理论的集中体现，其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编剧理论和演剧理论两个方面。李渔编剧理论的精华在“结构第一”中。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结构第一”的主张是李渔首次提出的。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曾把这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

李渔在汲取前人（如王骥德《曲律》）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出一百年；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之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曲论语言清新，行文流畅，不落俗套，脉络清晰，体系严密，见解精辟”，摆脱了前代戏曲理论家仅对戏曲语言形式的进行研究的单一局面，其理论涉及戏曲的编导以及表演等方面，特别关注观众反映，留意舞台效果，使戏曲真正变为有别于案头文学的舞台艺术。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两个世纪，堪称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导演学著作。李渔以戏曲实际的演出效果为依据，在戏曲结构和人物性格塑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对清代乃至后世的戏曲创作和表演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如“饮馔”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李渔的饮食观与饮食美学思想，对饮食养生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堪称卓有建树的美食家。

虽然李渔的作品因为远离重大历史性和社会性主题而思想价值不高，但就文学本身就应该是适应不同接受群体的多样性而言，李渔的戏剧作品则可以视为令下层群众暂时“麻醉”于社会生活的种种痛苦的一种解脱的并且带有“人文关怀”的文学样式。而他的带有独创性的戏曲理论也多为他的这一创作宗旨而服务。李渔的构建了完整的戏剧理论体系的一些新理论建树经历了三百年的检验，对于今天的戏剧创作仍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他是无愧于“理论巨人”称号的。

李渔通过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在《闲情偶寄》中所体现的戏曲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观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戏曲理论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李渔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融会通，使李渔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较之前人理论，不仅在美学内涵和理论科学性上得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为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李渔的戏曲理论体系独具特色，为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受时代及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李渔《闲情偶寄》的戏曲理论也难免存在局限，但瑕不掩瑜，他的页献和成就运运超过其不足，值得认真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李渔写的剧本保留下来的有十八种，常见的为《笠翁十种曲》，除此之外，他还著有《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李渔写作传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从顺治八年（1651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笠翁十种曲》的问世，扭转了在李渔之前戏曲创作上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为了加强舞台演出效果，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笠翁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李渔是地道的帮闲文人，懂得舞台演出的一些窍门，至于戏曲的思想内容和创作倾向方面的论述就很少可取。李渔剧本中演出最多的《风筝误》，以关目新奇而针线细密著称；但情节过于巧合，趣味偏于低俗，是明代阮大铖一派的继续。《奈何天》更公开为丑恶的富豪辩护。比较可取的是写贫苦书生谭楚玉和下层艺人六藐姑的爱情悲剧《比目鱼》，以及根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的《蜃中楼》。

李渔是个美学家。《闲情偶寄》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生活闲适悠乐精美细腻的浮世绘，集中论述了华夏民族对居住环境唯美适用的追求，反映出了作者的美学思想。

《闲情偶寄·居室部》中广泛地论及了中国古代居所美学的情趣和感受，它侧重体现了作者的精神、思辨才能和襟怀。这种特征的文学意识的凝聚和升华，孕育和形成了以讲“风骨”讲“意境”等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明为闲情，而实为寄情。

李渔的生活美学是以日常的衣食住行为核心进行审美设计，包括衣（声容部，远远大于衣）；食（饮馔）；住（居室、器玩、种植）；娱乐（词曲、演习）；颐养（行乐、止忧、却病）等内容，他提出了审美设计的方法、要求，并在其中贯穿了“行乐”的理念。

第一，女性的审美设计。

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中国还是外国，女性都是人体审美设计的主要对象。李渔把女性之美作为生活美学的首要内容，这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在他看来，女性之美包括形态、衣饰、气质等内容，它的目的指向是生活的审美。

第二，家居环境的审美设计。

李渔家居环境审美设计的思想，主要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包括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等内容。在家居环境审美设计方面，李渔主张以适中、适性为原则，以生活之乐为目的进行设计。

第三，家居生活的审美设计。

家居环境是室外的生活环境，家居生活则属室内，包括家中的陈设、用品以及饮食起居等内容。李渔仍然坚持适宜的原则进行设计，使实用的物品有了审美价值、带来生活的乐趣。

《闲情偶寄》的最后一章是《颐养部》，李渔全方位地论证了富贵、贫贱、家庭、道途以及春夏秋冬的行乐之法，提出即事即景就事行乐的主张：“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食有饮食之乐，盥栉有盥栉之乐，即袒裼裸裎、如厕便溺，种种秽亵之事，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苟能见景生情，逢场作戏，即可悲可涕之事，亦变欢娱。”在这里，李渔把感官之乐和精神之乐完美结合在一起，显示了生活美学的目的指向：行乐。行乐是李渔生活美学的最高原则，它以感性愉悦为基础，但不是追求简单的感官快乐，而是融合了理性原则，是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乐”。

李渔的美学是晚明以来强调日常生活的人情物理、高扬感性的思潮的美学呈现，也是关注世俗生活的新的文艺形式的逻辑延伸。至李渔，晚明以降哲学上的感性追求藉新的文艺形式演进到生活之中的全面审美，开出了绚烂的生活美学之花。这朵绚烂之花从生活出发、从人情立论，对鲜活的生活样态进行提炼，让宋代以来的文化转型中的新领域得到了一个体系性的总结。

余怀：“白香山道风雅量，为世所软，而谢好、陈结、紫、菱角，惊破霓裳羽衣之曲刑部侍时，得域获之习管弦歌者指百以归。苏文忠秉心刚正，不立异，不诡随，而琴操、朝云、璃头、尾，有每闻清歌辄唤何之。师昌黎开云驱鸲，师表朝廷，而每当赛客之会，集出二女合弹志琶………今李子以雅淡之オ，巧妙之思，经营修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速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

光绪《兰溪县志》：“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

虞威玄洲氏：”见其妻要和谐，皆幸得御夫子，虽长贫，不怨。不作《白头吟》，另具红拂眼，是两贤不但相怜，而直相与怜李昭者也。”（《怜香伴·序》）

林语堂：“在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真所谓多才多艺。”（《生活的艺术》）

李渔不仅是高产多能的作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早在居杭期间，他就编辑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寓居金陵后，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成立了芥子园书铺，他的编辑出版事业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写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这里印行的。书铺同时还印行、销售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它文化用品。作为出版商李渔，他那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经营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机，左右开弓，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李渔根据读者的心理和需要，除了出版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被他称之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编辑出版了诸如《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一直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由于芥子园印行的出版物工精价廉，重信誉，加之广告意识强，多年来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

后来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渔优良的经营作风，成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书以人传，店以人名，随着岁月流逝，芥子园虽数易其主，但芥子园书铺仍然在不断营运，有资料表明，直至清咸丰七年（1857年），芥子园还刊印过《情梦柝》等小说。可以说，芥子园书铺不仅是清代为数极少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为数不多的历史悠久的“百年书铺”。

李渔心怀两个愿望，一是早生儿子，二是创办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满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没有影子，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才有了机会。这一年，56岁的李渔应朋友之邀，由北京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先是在陕西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一个十三岁的姓乔的女孩子，这是促成家班的成立最重要人员。乔姬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份，经教唱演习，成为李氏家班的有名的旦角。初到李渔身边，乔姬曾偷听伶工演奏《凰求凤》，过耳不忘，“自观场以后，歌兴勃然，每至无人之地，辄作天籁自鸣，见人即止，恐贻笑也。未几，则情不自禁，人前亦难舌矣”。乔氏请求学曲，李渔乃聘请旧肃王府苏州老优教之。乔姬学唱，记忆惊人，领悟极快，师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师说是他授曲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聪敏之人。仅一月余，乔姬便学会了老师的所有，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每有客来访，乔姬隔屏清唱，客人听得食肉忘味。李渔曾在芥子园戏台上题有楹联曰：“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雪儿便是乔姬的爱称。几个月后，李渔到达甘肃兰州，又得到别人赠送的同样也是13岁的一个王姓女孩子。这个姓王的小姑娘长相虽然不出众，可是一旦易妆换服，却与美少年无异，令人惊叹。李渔便让同龄的小乔教她学戏，扮演生角。这样一来，昆曲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生和旦全有了，形成了家班的雏形。

其实李渔在陕甘一共得到四个女孩子，这就是李渔家班的全部成员。在此后的对外演出中，都仅四人当场。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最主要的是，李渔组建的昆曲家班，并且不像其他那些家班，都隐藏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供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观赏，而是在全国各地举办演唱会，真是让世俗大跌眼镜。

由于有乔、王二人的出色演员，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姬家班创建不久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全国九州，历其六七”。她们随李渔“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观众上至公卿下至布衣，如此广泛的交游在明清家班中绝无仅有。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就连房地产项目，李渔不仅在大本营南京营造了别墅芥子园，就在寸土寸金的苏州，也在百花巷内置办了自己的寓所，而这些地方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但乔、王二姬由于长年在外演出，劳累成疾，仅历七年便先后早逝。李渔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写下了《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不觉泫然遂成四首》《后断肠诗十首》等诗作哭悼乔、王二姬，挥泪为二人写了一篇《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希望二姬能复生、再来，情深绵绵，催人泪下。李渔之悲痛，不仅因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为在生活上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形影不离的伴侣，在艺术上是最能领悟李渔文心并可以与之促膝交流、切磋的红颜知己。

李渔全身铜像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芥子园内，像高近2米，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长庚创作。2003年9月10日李渔诞辰393周年时揭幕。

如皋李渔铜像坐落在江苏省如皋市如皋大剧院广场前。此为全身站立像，底座高2米，像身高5.58米。这是长寿之乡如皋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渔纪念馆位于江苏如皋迎春桥东河边南首。2009年9月29日开放，自建馆以来，一直向观众免费开放，年均接待游客4万人次，涵盖了专家学者、普通市民、在校学生等各类人群。

李渔坝原名石坪坝，位于兰溪市孟湖乡夏李村下畈。李渔有一段时间，在家乡夏李村做“识字农”，担任过“祠堂总理”，倡议兴建了四处石坝，连接附近的二条溪流，开凿了三条堰坑，总长六华里余，环绕全村，使周围上万亩良田得到“自流灌溉”，大大方便了村民的饮水，用水。《光绪兰溪县志》：“昔渔尝于夏李村间凿沟引水，环绕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龙门李氏宗谱》对“文学笠翁公”此举也大加赞赏。后人把其中最主要的一处“石坪坝”称作“李渔坝”，以作纪念。该坝长约9.7米，宽1.6米，高3米.坝底有一石孔，设计机巧。

2023年11月28日，与著名戏剧家李渔相关的金华兰溪市、南通如皋市、金华婺城区、南京秦淮区、杭州西湖区等江浙五地，联手签约成立李渔文化城市创新联盟。